•        在沙坪镇红花村有一条小溪名叫西溪，下公路沿左岸前行约150米，有一小山冲，叫杨阁湾。折进杨阁湾，前有一山，双峰插云，名叫天鹅山。天鹅山山高林密，茂林修竹，左峰有一山丘，当地村民言此叫“天鹅抱蛋”，是一块风水宝地。从杨阁湾底到山丘高约100多米，坡极陡。我们一路披荆斩棘，前拉后推，来到“蛋”上，只见一座占地约6平方米的黄土墓淹没在杂树丛中。它背倚高峰，面向东方，视野开阔，从外表看来与其它坟茔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墓碑表明墓主人的身份是明太傅、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杨公嗣昌。这就是在明季崇祯皇帝“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明史•杨嗣昌传》），佩以“督师辅臣”银印，督数十万大军追缴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张献忠的统帅，在常、桃一带流传广泛的杨阁老之墓，距今已有360多年。墓碑是2004年由“建平杨氏宗亲会”、杨嗣昌裔孙等立。原墓碑据当地村民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大修水利时挖走做了西溪渡槽的基石。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原常德县），系世代官宦之家，其父杨鹤（葬桃源县于田坪）曾任少傅、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杨嗣昌生于明万历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公元1588年），卒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公元1641年），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但是近年来对他的评价趋向公允。姚雪垠先生在他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前言中写道：“在崇祯的众多朝臣中，杨嗣昌是比较精明和干练的，决不是一个庸才，《明史•杨嗣昌传》对他的评论有两句话比较实事求是：‘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于是嗣昌得以才显。’杨嗣昌的出京督师是崇祯在对内战争的不得已情况下打出的一张‘王牌’。他和崇祯都不是庸才，而是他们本阶级的悲剧人物。”（引《李自成》前言，第一卷。上册29页，1977年5月版）。常德诗墙亦刊杨嗣昌所写的《临沅县》、《枉人山》等六首诗歌。应国斌先生所著《杨嗣昌评传》说崇祯、杨嗣昌“二人都处于乱世，回天无力，但都是乱世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同样都是乱世的悲剧人物”。
         杨阁老墓为什么会葬在桃源县沙坪呢？这要追溯一段史事。据《明史•杨嗣昌传》记载：“（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陷襄阳缚襄王（朱翊铭）遂害之。……嗣昌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市）惊悸，上疏请死。下至荆州之沙市闻洛阳已于正月被陷，福王（朱常洵，崇祯亲叔父）遇害，益忧惧，遂不食。以三月朔日卒。……后（张）献忠陷武陵，心恨嗣昌，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父妇柩，断其尸见血，其子孙获半体改葬焉”。但这里没有说改葬何处。据《嘉庆常德府志（公元1813年修）》园墓篇载：“太傅杨嗣昌墓，初葬龙阳（今汉寿县）兔子哨，改葬桃源金厂溪”（引常德府志校注，上卷195页）。另据常德学者应国斌先生所著《芷兰春秋》记述：“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月，张献忠农民军从益阳入龙阳（今汉寿）。张献忠‘心恨嗣昌，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父妇柩，断其尸见血’。另据《池北偶谈》，具体发掘‘杨相祖墓’者是张献忠委任的常德知府周圣稽，周为湘潭籍人，并称其状‘最惨’。府志还记载说，杨嗣昌的三个儿子（山松、山梓、山荪）在流寇陷常德时‘募义复仇’。张献忠退出常德之后，杨嗣昌的子孙找到杨嗣昌的半截尸体及其祖辈们的遗骸改葬桃源金厂溪”（引该书1998年代月第1版323页）。
         明史只说“改葬焉”，语焉不详。清•嘉庆《常德府志》、光绪《桃源县志》都有记载改葬桃源金厂溪。但桃源金厂溪究在何处呢？无确切记载。经多方查考，民国桃源县志稿记载为桃源沙坪乡。又据1982年10月成卷的《湖南省桃源县地名集（下）》金溪条记载“位于（沙坪公社金明大队）驻地东1.5公里。一小溪流经此地，相传明代有人曾在此开采过黄金，现有遗坑，故名金溪”。而杨阁老墓正好面对金溪，亦在此大范围里。经深入沙坪调查，走访上年纪的老人，才有本文开头的结果。
         为什么杨嗣昌的子孙将其遗体改葬此处呢？是不是这一带有杨氏宗亲呢？据当地村民讲，此处虽有几户杨姓村民，但非杨嗣昌宗亲，可证处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清明节扫墓挂山（即挂纸钱），年节也未送过亮（即在墓前点蜡烛），而扫墓挂山、立碑均是从常德来的人。2004年立碑时来了二辆小面包车共十多人，也未知会当地杨姓村民。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即当时的沙坪很边远，很封闭，深山老林，交通不便，具有很大隐秘性，杨山松兄弟为防再蹈被“发掘其墓”之覆辙，所以选在此地；再是将地名定在金厂溪，而不是天鹅山，纵然有人到了沙坪打探，也问不到准确地方。而且杨嗣昌子孙布了一疑阵，在原葬处龙阳兔子哨（治西洞庭湖后此处划给了沅江市，当时属常德行署）亦建有一墓并且以杨山松领衔立了碑。据沅江市政协的同志介绍，在沅江市杨嗣昌墓葬所在地有以杨阁老命名的乡和村。因此，沅江市有杨阁老墓亦是事实，而不会有如李自成归宿之争。
  

分享到：